在香港，談及教育，總離不開「讀好書」與「取得一紙文憑」的觀念。長輩常叮囑：「努力學習，考試得佳績，將來必有成就。」到了今日，文憑試、高考依然被視為人生的分水嶺。而社會似乎傳達一個訊息：只要取得大學文憑，人生便有了保障。這想法聽來合情合理，但這張文憑真有如此大的決定力嗎？
歷史淵源：從科舉到現代考試制度的千年路徑
香港社會對文憑的執念，實則承襲自中國延續千年的科舉傳統。隋唐確立科舉制度，將「學而優則仕」的觀念深植華人社會基因。這種以考試取士的制度，在宋代達到鼎盛，形成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社會價值觀。明清時期更發展出八股取士，將考試形式推向極致僵化。
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教育制度，巧妙融合了西方精英教育與華人科舉傳統。1843年香港首間官立學校成立，即強調英文教育與考試制度的重要性。20世紀中葉，香港大學的建立更確立了英式精英教育的地位。這種中西合璧的教育體系，創造出獨特的「文憑主義」文化 – 既保留科舉的功名觀念，又加入西方專業認證的現代性。
香港的公開考試制度與內地高考存在微妙差異。香港的考試制度繼承英國GCSE與A-Level模式，理論上更注重通識教育；而內地高考則更接近傳統科舉，具有更強的選拔性。但兩者在本質上都延續了「一考定終身」的科舉精神。
政制邏輯：文憑作為現代治理技術
現代治理體系中，文憑已演變為一套精密的社會篩選機制，其運作邏輯深刻體現了官僚體制的治理智慧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「文化資本」理論為我們揭示：在高度法治化的香港社會，文憑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，不僅獲得了近乎公理的客觀性地位，更被賦予了無可置疑的社會正當性。這種轉化過程，使紙質證書神奇地具備了衡量個人價值的標尺功能。
香港公務員體系奉行的「用人唯才」原則，實質上構建了一套以文憑為基礎的選拔金字塔。在這套體系下，學歷證書不僅是入場券，更成為衡量專業素養與標準化能力的量化指標。這種設計既確保了人才選拔的程序正義，又維持了競爭場域的相對公平性。在專業領域，文憑的權威性更得到極致展現。以醫療體系為例，嚴格的執業考試制度猶如一道精密過濾網，既保障了行業的技術門檻，又維繫著專業共同體的品質聲譽。
這種制度安排展現了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特徵：文憑成為聯結個人奮鬥與社會認可的關鍵樞紐，既促進垂直流動，又規範專業發展。然而，當我們過度迷戀這套機制的工具理性時，往往容易忽視其背後隱藏的價值困境。在追求效率與標準化的過程中，人的全面發展與多元潛能是否正在被系統性地簡化？文憑或許能為人生提供重要保障，但絕非唯一保障；它可以是成功的必要條件，卻永遠不該成為充分條件。
文化困局：科舉思維的當代表現
華人社會對文憑的崇拜，更深層次源於文化心理。儒家傳統中，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觀念根深蒂固，成功被收窄為「考入名校、獲高薪職業」。香港家長催促子女「讀好書」，既是望子成龍，亦是對社會風險的恐懼。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，文憑被視為最穩妥的保險。
家庭層面下，香港家庭的「教育投資」已達瘋狂程度。香港家庭平均每年教育支出高達132,161美元（約103萬港元），這個數字不僅冠絕亞洲，更在全球名列前茅。令人震驚的是，高達88%的香港家長坦承正在或曾經為子女支付私人補習費用，更有18%的家庭需要借貸才能負擔龐大的教育開支。這種現象反映家長對社會流動機會減少的焦慮，也顯示科舉時代「光宗耀祖」觀念的延續。
招聘廣告上「大學畢業」幾乎成為標配要求，即使該職位根本無需大學程度。這種現象造成「沒有大學學歷=失敗者」的社會標籤。在集體主義文化下，香港青年人陷入「雙重束縛」，既要追求個人夢想，又要滿足家庭社會期望。這種矛盾會否是導致近年香港青年心理健康問題惡化，自殺率上升的原因?
走出「鐵的牢籠」
德國社會學家韋伯(Max Weber)曾指出，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會導致「鐵的牢籠」。香港的教育制度正面臨這樣的困境，過度理性化的考試制度，反而限制了人的全面發展。
但真正的困境或許不在制度，而在鏡中的自己。有多少夜晚，我們為子女的補習費輾轉難眠；多少清晨，在名校門前排起長隊。這些執念背後，是對安全感的渴望，還是對失敗的恐懼？文憑可以是敲門磚，但若將其奉為人生的全部賭注，我們是否正親手為孩子鑄造另一座牢籠？
破局之道，始於勇氣——勇於承認成功的多元可能，勇於接納不同的人生節奏。當家長不再以「別人家小孩」為標尺，當年輕人敢於傾聽內在聲音，教育的真諦方能浮現。應用科學大學的出現，例如香港都會大學近期獲批轉型，強調實踐與理論並重，為年輕人提供另一條出路，確實令人寄予厚望。真正的進步，在於讓每個年輕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路，而非全被推上同一條狹窄的獨木橋。
文：葉浚生
民主思路地區幹事，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；專注研究青年事務、環保議題；認為只有在尋求共識同時尊重差異，才能促進社會進步。
*作者文章觀點，不代表堅料網立場
